我们首先要区分好一个概念，“国学”和“文学”。简单地把“国学”和“文学”划等号我认为是比较唐突的。儒家思想是我国国学的精华，是支撑我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套系统思想，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并继承其中一些好的思想和做法。

      一个时代的思想往往都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儒家思想诞生于战乱纷争、社会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因此从骨子里它透着一种稳定社会的思想。不管是从“仁义”思想出发，还是从“君民”思想出发，它的目的都是为了给社会一个安定。所以我们现在来品味，总感觉里边有一些糟粕的东西仿佛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历史上曾经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儒家思想更多地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这两个方面对人进行教化。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了儒家思想，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民众才开始有了“教化”，初识“礼仪”。我们现在来看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教人“如何做人”的哲学，这些思想无疑对于教化民众有积极地作用。应该说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在教人做人上是非常详实和实用的，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而这套体系又进一步融合成为一门哲学。

    过去的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因此那时候的教育的特点是是重教化、轻科学。我国历史上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曾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宋应星、沈括、张衡等人，我们也有著名的四大发明，但是细心的人很快就能发现，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民间业余爱好者，缺乏自上而下的支持。人们读书学文化的目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仕途是读书人唯一的目的，所以我们历史上那些大科学家多数都是不能在官场上有好的因果。这里最起码能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在解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我国过去教育的弊端来找原因，过分重视儒家思想教育、轻视科学教育是我国在十七世纪经济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必须对西方文艺复兴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艺”，在科学上的发展更是令世人惊叹的。几乎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之间以惊人的速度同时出现在了欧洲，从而导致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的变革。我国对科技教育的轻视使有能力的学者不屑于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我们现在的教育对“做人”的教育过分轻视，学生从初中以后几乎就没有专门进行做人教育的课程，我们说教育应该将教人做人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教人做人已经在教育中没有了自己的位子。代之的是以“文化知识”为主的教育，所以我们现在教育出来的很多“问题学生”与我们教育结构的不合理也是有关系。现在很多中学，除了班会课，教师几乎没有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课堂。即便如此，我们的班会课也是濒临重大的危机，比如教师不能很好地准备班会，班会经常被其它课挤占等。

    我们现在缺乏对国学的正确认识，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甚至有的老师也认为“国学”就是“文学”。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国学精神教育和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期待着教育能够从国学中吸取好的营养，让我们的教育结构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