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锄奸记
一． 抗战间军统重大肃奸行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十分危急的时候，有相当数量的高层人员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充当日伪汉奸，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戴笠作为国民政府军统局的掌门人，对汉奸叛国行径恨之入骨，积极贯彻最高当局和蒋委员长的意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除奸反谋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日伪集团，并领导抗战全面胜利后的全国大肃奸行动，对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抗战中，军统局始终把肃杀汉奸作为特工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把丧权辱国，甘心情愿充当汉奸的首要分子作为必须制裁的主要对象。
1． 刺杀大汉奸张啸林。1937年11月上旬，上海被日军攻克沦陷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达成协议。张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出门徒去外地为日军大肆收购各种军用物资，甚至进行武装抢劫。张还到处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蒋委员长根据张的投敌活动，指示戴对张进行制裁。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接戴的锄奸令后制定了周密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墨负责实施行动。1938年的一天晚，张从大新公司5楼俱乐部赌钱与10余名保镖返家时，在必经的十字路口遭到特工丁松乔等行动员猛烈枪击，因张的汽车车身和玻璃均有防弹功能而未果。1940年1月12日，行动组陈特工在更新舞台包厢守候伏击打算去看京剧的张啸林，但因戏完了张还未出现，遂下令除掉张的亲家后（俞叶封）终止行动。
张啸林逃过多次刺杀后，又恨又怕，加强了保护，并向日军要来一个宪兵班作为护卫。行动组只好动用内线，指令张的保镖林怀部执行。林枪法超群，经张保镖阿四介绍，获得张的信任。争取到张身边作保镖，林怀部出于民族大义欣然受命。1940年8月14日晚，有客访张，林决定在张送客下楼时动手，但迟迟不见张出现，于是林见机行事，故意挑逗与阿四吵架，引蛇出洞。张果中计，在楼上探身窗外怒斥林。林趁机拔出手枪对张一甩手，正中张面门，张当场毙命。结束了张啸林企图充任伪浙江省省长的黄粱美梦。
2． 刺杀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1938年10月16日傅正式投敌，被委任上海特别市长，49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蒋委员长正式授权戴除掉汪精卫。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赴沪，谋划刺汪行动。吴找到与傅有深交的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希望许说服拉拢傅一起刺汪。傅与许交谈后未有反醒，反而将军统刺汪计划向汪伪特工全盘托出。许天民等先后被汪伪特工抓捕入狱。蒋委员长接来报后即下令除傅。刺傅的行动由陈恭澍组织执行。由于傅筱庵戒备森严，40年8月均逃过三次狙杀而侥幸脱身。陈决定从傅的内部打开缺口，于是便派特工杜茂在虹口斯高塔路傅家附近开了一个酒家，伺机寻找傅家的近人作内应。傅有一仆人叫朱开，跟随傅走南闯北30年，被视为亲信。朱开少年时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当过童工，受尽日本人的欺压和虐待，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对傅充当汉奸，出卖许天民等心怀不平，对日寇恶感很深。朱开生性嗜酒，时常去杜茂酒家，不久就成为常客。朱杜二人常常豪饮畅谈，引为知己。杜找准机会进言，要朱为民除害，朱正式领命。1940年10月11日深夜，傅游逛归来，疲劳倦睡时，朱入傅房内，用一把锋利的菜刀对熟睡的傅连砍数刀，傅即当场毙命。
3． 刺杀陈璧君。陈是汪精卫的妻子，是汪伪政府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戴笠根据蒋委员长的指令，一直把汪、陈等列为制裁的主要目标。1944年，汪精卫赴日本治疗枪伤，陈璧君因此常到广州居住，陈在广州期间还时常秘密地到澳门南环香炉灰4号其母亲卫月郎的旧宅小住几日。戴笠截获此情报后，立即谋划杀陈的行动计划。戴秘密派出军统局临丰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工徐燕霜潜赴澳门，会合军统粤海站，设法收买陈母亲卫宅的女仆管家，寻机进入卫宅实施刺陈。按照行动方案，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粉末注入小如半粒瓜子仁的极薄胶片内，然后贴藏在行动特工徐燕霜的长指甲内。当徐扮作女仆捧茶侍奉陈时，只须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药即可溶解，喝后即将人毒毙，而且不留痕迹。粤海站站长何崇梭受命后，即安排徐静静等待出击的机会。因陈璧君后来一直没去澳门，终无实施行动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中美所和军统局设计将陈捕获，陈遭应有的下场，这是后面要叙述的。
二． 抗战胜利周密部署肃奸计划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发布关于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中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1945年8月下旬，戴笠将早已周密酝酿考虑准备的一份应变计划呈送给蒋委员长。主要内容一是对抗战期间全国投敌叛国汉奸的肃奸问题；二是汪伪政权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三是上海对日的受降工作等。戴笠为了使在全国展开的肃奸行动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命令军统局内的一批法律专家沈维翰、阮笃忱等人起草了一份肃奸委员会的组织章程和条例细则等，一并报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45年9月中旬，经过最高当局批准，《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实施细则正式向全国颁行。根据章程和文件，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中心城市，凡属光复区的，一律成立以军统局为主体的肃奸委员会，集中行使肃奸大权，最高一级的肃奸委员会设在军统局本部，统一领导部署实施全国的肃奸工作。同时肃奸委员会还拟定了有关汉奸处理条例，指令全国各地迅速组建肃奸机构，积极有效地展开工作。
针对上海市重灾区的情况，戴笠决定先抓上海的肃奸工作和处理敌产逆产的工作，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平津、华北、广州、华南迅速展开。戴到上海的任务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 接受和改编周佛海的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接收管理汪伪76号特务机构；（二）清查和接收敌产逆产；（三）布置肃奸行动。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合作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
1945年9月10日下午，戴笠在上海杜美路70楼的二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国民政府抗战西撤后召开的第一个中美所和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员有40余人。戴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李崇诗任参谋长，龚仙舫任秘书主任，王一心任秘书兼人事组长，何龙庆任行动组长，邓葆光任经济组长，程海任电讯组长，廖华平任督察组长，沈维翰任司法组长，郭斌任总务组长，叶震任会计组长。另外成立由王新衡主持的汉奸审查委员会，由龚仙舫主持的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由程克祥主持的汉奸财产调查组。戴笠同时决定设立北平办事处，以马汉三为主任；设立武汉办事处，以鲍志鸿为主任；设立青岛办事处，以梁若节为主任，并对各办事处配备了相关人员。
由于上海联合办事处内中美所和军统的骨干云集，机构庞大，再加上戴笠和梅乐斯亲自坐镇，所以成为事实上的军统局本部，中美所和军统局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上海决定后，再通知重庆照办。
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成立后，戴分别听取了各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即可部署上海的接收和肃奸。一是接收周佛海系统的汪伪税警总团和伪军部队，将其与中美所和军统局所属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一起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全部由中美所军统骨干担任，总队之上设立“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编成交警总队18个、教导总队4个。这对于维持光复区和全国的社会治安，维持社会秩序，控制散兵游勇和社会不法分子起了相当重要作用。二是接收日本驻沪海军和汪伪海军，在美军的支援下，先后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各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三是接收日本宪兵队特工机构装备、武器、设施和物资。四是接管汪伪政府76号特务机构。五是接受清查逆产、敌产，其中接受的工厂达四十多家，房产一万多幢，具体详情不一一细述。
三 上海肃奸
中美所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在展开接收工作的同时，肃奸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按照肃奸的具体计划，第一阶段是稳住在上海的汉奸。根据蒋委员长的旨意，戴指示负责接收的办公处特工给汉奸、伪军传话，还在收复区的各大中城市广泛张贴布告，从内容中表明肃奸的精神是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这个原则公布后，大多数汉奸都认为自己在抗战中虽然卖国求荣，投降日本，但没有干大的坏事，所以都没有逃跑。直到9月中旬，抗战胜利已经1个多月，全国的肃奸工作依然没有大的动作。有些汉奸看到周佛海在上海、任援道在南京、丁默邨在杭州等地，依然像日伪时期一样，上窜下跳，到处行动，神气活现，十分活跃，好象自己不是汉奸，而是抗日的功臣，都成了战后的新贵和达官。汉奸们也开始打消了前途悲观的顾虑，自我乐观起来。原先一些东躲西藏的汉奸逐渐变得活跃起来，又开始互相走动，轻松地交流问长问短。这种宁静气氛的改变，汉奸们不断地暴露亮相，达到了肃奸工作第一步的工作要求。
1945年9月20日晚，正是中秋节的团聚欢庆之夜。戴笠借此继续按计划进行，给汉奸们大灌迷魂汤。这一天晚在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的杜美路70号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红酒绿，灯光与月色交辉，一派祥和浓烈的节日气氛。戴笠在当晚向上海地区的高级汉奸和高级伪军将领发出了友好的邀请，请他们赴宴中秋赏月。汉奸们们都兴高采烈，异常兴奋，为自己又成为国民政府的红人和中美所军统局的座上宾而眉开眼笑。杜美路上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接踵而来，汉奸们神采奕奕地鱼贯而入。其中比较著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上海市长）、伪立法院副院长廖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汪伪特工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军统局和中美所处长组长以上的人员都参加宴会，人数达500之多。
宴席间，戴笠代表中美所、军统局和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致词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还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们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由于节日气氛的烘托和喜庆之夜，汉奸们个个听得心花怒放，欣喜若狂，那种原先担心国民政府会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的疑虑被戴笠的一席话吹得烟消云散。
戴笠在完全稳住汉奸们后，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他在中秋节聚宴后，调集各方面力量，争取把汉奸们一网打尽。在肃奸委员会实施行动的工作会议上，戴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动集合了中美所和军统局所掌握的上海地区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实施逮捕行动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
9月23日，正当汉奸的中秋酒宴意犹未尽、尚有余兴的时候，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一百多个肃奸行动小组，拿着烫金的请帖，分头到各个指定的汉奸家中，称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汉奸们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了愚园路公馆。待他们进了大院后，只见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工，先到的汉奸们都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恐万状，后进的一看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只好束手就擒。在杜美路70号中美所和军统联合办事处里，戴笠通宵达旦地坐镇指挥。这一晚，第一批预定抓捕的100多名罕见全部捉拿归案。
9月24日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再次按行动计划指挥抓捕汉奸。当晚，行动人员又按指定的名单抓捕到100多人。这二批抓捕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后来的继续抓捕行动，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上海联合办事处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新的看守所，专门关押被抓的汉奸。
在上海的肃奸行动中汪伪海军系统的汉奸也在抓捕之列，如汪伪海军部长凌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抓捕关押，汪伪海军部次长、伪中央海军校长姜西园，被戴笠以“通敌罪”诱捕，后枪决，海军中将周光祖，也遭逮捕后枪决等。戴笠还亲自点名将原军统出身，在抗战中投降叛变的26名汉奸列入抓捕名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都是头号对象。万里浪毕业于军统局金华训练班，后派往上海。1939年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后投降，先后任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职。由于万投敌较早，又在汪伪特工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后来投敌的军统特工大都聚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实力，并到处作恶若是，破坏抗战，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的气焰。抗战胜利后，万里浪和傅胜兰找到毛森，表示自首反新。毛森按照戴的布置，在表面上进行敷衍，利用他们揭发汉奸，检举汉奸。毛还任命万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专负责对汉奸的调查统计工作，并参加了上海肃奸初期抓捕汉奸的行动，但到9月下旬大规模肃奸行动前，万开始觉得情势对己不利，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潜逃至安徽蚌埠，但终为戴笠派出的行动人员抓获，押向上海，关进牢狱。
在上海肃奸的行动中，还逮捕了一定数量的CC系和中统的投敌汉奸特务。因为汪伪76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都是CC系出身的人，诱降CC系特务投敌比较容易，这些投敌汉奸在抗战后期形势发生变化时，也有不少人称又与中统接上关系，成为“地下工作人员”，但肃奸委员会上海联合办事处并没手软，照样予以打击，如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被抓捕后，虽有人证明苏有曲线救国的成绩，但仍由上海高等法院判处其死刑。
也有极个别汪伪汉奸中，虽已投敌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积极做了有利于国民政府抗战的工作而未遭制裁的，如原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投敌后仅当了76号挂名顾问，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军统建立了联系，做了一些工作，并被日军发现，日军沪南宪兵队将其逮捕入狱，日本投降后才放出。又如原中统上海特派员张瑞京，投敌后先后任汪伪76号南京区科长、特务行动大队长、陆军第七旅旅长、参军处中将参军等职，因张与汪精卫长子汪孟晋吃喝嫖赌，成为狐朋狗友，并由此将汪精卫在世时与国民政府和有关要人往来的实际箱信件等文件于日本投降后秘密透出提供给最高当局，使得国民政府更加掌握和了解了汪精卫的内幕。在肃奸中，张非但未遭抓捕，还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并委任南京市敌产管理处长一职。另一个在抗战中投敌叛变的军统高级特工王天木，自知罪大恶极，得不到赦免和谅解，采取溜之大吉的计策。抗战胜利后，先逃至华北等地，又通过其他人帮助，逃出关外，不知去向，军统局也始终没有抓不到他。
四．平津肃奸
上海地区的肃奸取得重大成果暂告一段落后，戴笠便筹划又一个重灾区平津地区的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全面主持平津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接收工作。戴笠也任命对华北和平津地区情况熟悉的军统局骨干马汉三任肃奸委员会北平办事处主任，让其先赴北平开展肃奸的前期工作，调查和掌握平津地区的汉奸情况和名单，制定肃奸的初步计划和预案。
在对中美所军统上海联合办事处的工作稍作安排后，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了北平市、天津市等地区，详细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对华北地区肃奸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商讨了肃奸的具体行动计划和部署。戴将确定的平津和华北地区必需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和计划部署亲自送蒋委员长审阅。在日本投降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大汉奸们也像南京、上海地区的汉奸一样，心情紧张，极度恐慌，有的四处奔走走上层路线，寻找靠山和庇护及说情人员；有的不惜重金贿赂政府实权人员，经过一番蜕变，披上特工人员的外衣，重新抛头露面；有的自知卖国罪行严重，政府不会放过，也就聚拢财物，卷上金银细软，隐姓埋名，仓皇逃往外地，直到国民政府发表对于处理汉奸的原则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后，这些大汉奸才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慢慢安定下来。
45年11月下旬，戴笠的平津肃奸计划得到蒋委员长批准，于是第二次亲赴平津地区实施肃奸行动。随同戴到达天津的人员有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军统局总督察严家浩，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司法处副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毛钟新以及警卫员吴安之、王鲁翘等大批人员，将陆南道61号公馆作为办公地点。军统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负责事务工作。戴笠首先协调天津党政军特务系统，组成了肃奸机构。天津市长张廷谔任挂名主任，戴兼副主任，陈仙洲主持工作。戴笠确定的天津肃奸行动于12月5日与北平同步进行。这期间，陈仙洲按照计划部署周密地开展工作。戴在天津期间在安排肃奸工作的同时，亲自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以集体安抚招待在津的特工以及家属，其中有不少人是在抗战期间潜伏在津的中美所军统的特工死难人员的家属，这些特工在抗战中忍辱负重，坚守在沦陷区，为抗战付出了生命。参加“恳谈会”的与会人员400余人，戴在招待时即席讲话，对长期坚持敌后从事地下工作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特别是赞扬那些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使到会人员深受感动。
戴笠在天津肃奸工作一切就绪后，就赴北平进行肃奸的布网。45年12月5日，戴笠继续采用上海肃奸抓捕行动的鸿门宴。借李宗仁北平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伪华北政务委员，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公馆举行盛大宴会，戴笠嘱行动人员向北平市50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一封封“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大红请柬，邀请各位出席宴会。这一天接受宴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伪华北政委会常委会、经济总署、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社，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情察不妙，未受约赴宴，托病住进医院。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预料难逃厄运，在这之前早已逃逸遁去，不知去向踪影。
这些大汉奸们当接到请柬，心像是吊在空中七上八下，个个既兴奋又忧虑，高兴的是又被国民政府奉为上宾，忧的是宴席是甜是苦还不知味道。当他们一个个心神不定地来到东城兵马司1号进了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虽是灯火辉煌，但宴无好宴，个个都东张西望。尽管酒席菜肴极为丰盛，但汉奸们都味同嚼蜡，难于吞咽。在大家酒饭过后，戴笠拿出经蒋委员长审定的名单，亲自对赴会的汉奸们宣布，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接着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听后吞吞吐吐面色恐惧地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其实早在1938年初戴曾指示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和汪时璟进行过刺杀。陈于38年3月28日下午率领7名行动特工在煤碴胡同进行伏击，结果在一阵乱枪之中，只击毙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仅受轻伤，逃其死命。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也就同意。王在押入监后不久，即在狱中服毒畏罪自杀。
戴笠与王克敏说完后，又掉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表谢意。在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后，日军策划以华制华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就把曹定为总理大臣的预选理想人选，因为在北洋政府期间曹就担任过重要职务，但是曹汝霖面对日伪的说客邀请，想到在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中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的历史，立志不能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的罪孽，成为民族的败类，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中任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而是“思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仅是挂上个“最高顾问”和“咨询委员”的空衔。所以戴笠并未把曹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监狱关押，而是暂押于兵马司1号。后来曹汝霖经蒋委员长同意开释回家。曹回家后想到历史上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以及社会和国人对汉奸憎恶要求严惩的强大压力，怕蒋、戴反复变化，难逃法律的制裁，于是产生逃离的想法。在曹的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金银珠宝等财产全部出售变卖为现钞，把房产则转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先到天津定居一阵后，又转道至上海，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往外国去了。1945年之后的数十年中人们竟不知曹汝霖的去向和行踪。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的1966年，才有消息传出，披露曹已经死在美国底特律市。
12月5日北平尚有几位特任级大汉奸因害怕未赴宴，未当场被捕。戴笠于宴席后特别指示马汉三，必须乘胜追击，决不能姑息养奸，让未赴宴的大汉奸们蒙混过关，令其安排行动小组逐一将漏网者捉拿归案。如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托病住进了驻北平的德国医院，马汉三则将其材料整理后送交至法院。法院则考虑到董的实际情况，没有立即开身而延后审理，继续让董住院治疗。后来董康在1947年死于德国驻华医院。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托病住进了中央医院。12月5日后，王想方设法走国民党上层路线，企图开脱自己的罪名。王还暗中用重金贿赂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遭张坚决拒绝和严厉训斥。后来王被马从中央医院拘押送到看守所。在“12.5”东城北兵马司1号的捉鳖行动中，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全部关进了炮局胡同监狱。后来由肃奸委员会北平办事处用专机将这些汉奸悉数解送到南京，关进监狱，等待他们的是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